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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下午,贺桂梅、张莉、鲁敏、杨庆祥等学者和作家做客大众书坊,讨论针对127位中国当代新锐作家“我们时代的性别观”的问卷调查结果。北青报记者罗皓菱主持了本次讨论,四位嘉宾在思想交锋中,为文学作品中如何建构性别意识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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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成就,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莉发起了“我们时代的性别观”问卷调查。起先她只期待收回20位女作家样本,可发出去的问卷得到了意料之外地积极反馈。在葛亮老师的启发下,张莉又将男性作家加入了样本,最后共得到了67位女作家,60位男作家,共127份回复。
贺桂梅:如果创作者本身对性别问题没有自觉,作品难有深度
贺桂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理论研究,也有长期的性别研究经验。1994、1995年,中国出现了女性文学热,各界经常讨论性别问题。研究生在读的贺桂梅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女性性别研究。贺桂梅关心的问题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女性主义中“个人的政治”的问题,她认为如果性别问题不能落实到个人层面,那么性别的讨论便无法深入。二是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20世纪中国进行的女性解放运动中,性别问题一直和阶级问题结合在一起。但1990年代的人们认为,只有西方的女性主义才是女性主义,从而忽略了这段历史。
中国文学界中存在一个有意思的落差,即批评界和创作界的落差。批评界始终比较前沿和激进,而创作者普遍不愿意谈论女性问题。为什么作家会拒绝谈论女权问题?贺桂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女权主义的妖魔化,她觉得今天我们应该要辨明女性主义,将其从妖魔化拉回中性状态。只要认为女性在性别关系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承认并努力改变这点,以追求更和谐的未来的人,都是女性主义者;二是有些作家认为女性主义是西方的,中国有中国特色。但贺桂梅认为,女性主义是最具全球特色的运动,不能因为“中国特色”而否定女性主义的普遍解放意义。
随着近四五年来,人们自觉关注女性问题的热潮,贺桂梅肯定了“我们时代的性别观”研究的现实意义。作家是创造文学世界的人,如果创造者本身对性别问题没有自觉,作品难有深度。她认为尽管60位男作家的回答总体让人舒服,没有特别男权和沙文主义的话语,但他们关注性别问题的自觉度不高,并未形成对女性生存处境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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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性问题”和“性别问题”的差异。大部分男作家用性问题取代性别问题,而不了解其背后的社会身份建构。对于女性主义或者性别批判而言,两性关系关键的差别不在于生理,而是建构在生理差别之上的文化和社会身份差异,其中包含着权力关系。很多女性婚后不太爱谈论性别问题,但贺桂梅表示:“只要生育还和女性有关,谈女性主义就是必要的。”从社会里脱离出来成为母亲,生育不再停留在生理层面,而是一种身份的转变。在性别问题上更要关注女人的一生,生育后的一系列问题,如养孩子、做家务、养老人等才是性别问题最主要的地方。作家在文学创作时,想到一个人的时候,性别面孔总是明确的,这就是谈论性别观的重要。所以她建议我们要将性问题和性别问题分开,看到更多和性别身份有关的内容。
在文学创作领域,文学创作和性别立场的问题也需要反思。作家不大愿意强调自己的立场,无论是性别立场或者政治立场。贺桂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处理得更细致。一方面,她也反对立场先行。文学的魅力在于复杂性,立场太明确的作品,可能并不是好文学。但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反对立场先行,就否认或忽略性别问题。贺桂梅表示,自己年轻时写得老气横秋,别人都以为她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等到风格稳定后,她不再害怕别人说自己是一个女学者,而这背后是权力关系在作祟。因此我们要有性别意识,意识到性别身份带来的限制。尽管人的身份多样,性别不是唯一,但是不可或缺。没有深刻的理解、同情,很难成为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作家。
贺桂梅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否认立场先行,又不忽略性别问题”状态。黑格尔认为人们认识问题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感性,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有感性的经验,最后转变为文学创作。第二个阶段是知性,这是理论的认知过程,贺桂梅认为女性主义理论相当于这个层次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理性,这也是她期待作家在文学创作时达到的层次。既不抛开复杂,即对个人性别关系的感性认知,和对性别问题的自觉和理论的探讨,但又可以超越这二者,写出有无穷的复杂性的故事。最后,贺桂梅也表示,大部分作家在性别问题上是躲闪的,这种躲闪使得人们无法判断他们作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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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女作家”的称呼是宣传,是自降水平,又或是一种励志?
作家鲁敏是受访者之一。作为被研究对象,她首先承认了作答时“躲闪”现象的存在。比如在选择问题时,很少人回答Metoo问题。鲁敏认为没有回答的问题恰恰反映了潜在的性别观,“作家在发表公开的自传、对话或者演讲的时候,其实是可疑的,他有面对传播的自我的规训,和某种意义上的自我的包装和修正,因为他觉得这个观点可以安全表达出来。”
剖析自己“躲闪”的原因,鲁敏表示这源于所答问题的复杂性,无法简单粗暴地分类为喜欢或厌恶。女权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但我们回到文学领域重新考虑性别问题,作家很难将其讲清楚。除此以外,作家在传递时会有自我保护欲望。鲁敏建议读者应该把作家的回答和他们的写作文本结合起来看。比如作家张洁,她的文本和本人对女性写作的排斥,是两个维度的问题。作为写作者时,作家的文本是对时代的一个折射,跟所处的时代、国度、意识形态领域、经济程度、口音、家庭教育等都密切相关。
随后鲁敏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的平权点在哪里?”鲁敏将其分为身体和精神,社会外部和社会内部。从身体上而言,现代女性尚未完全脱离裹脚意识,自我对身体的接受程度还是不够。虽然整体的状况已经很文明,但在细节上仍然有愚昧的因子。鲁敏用广告中人物形象的使用来说明社会外部的问题。和家庭有关的产品广告倾向于使用女性形象,而摩托车、汽车公司广告则相反。又如“女王节”“女生节”,定义女生为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的角色扮演者,被消费的男性娱乐明星,走的是纤细化的、偏女性化的审美。社会的点点滴滴都在提醒我们性别问题的存在。
最后鲁敏总结道,“躲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作家的思维模式首先是想做一个优秀的有自我意识的人。人们先想要成为个好作家,而不是好女作家。一个“女”字在前到底是什么定位?当提到“女作家”时,这是宣传点?还是自降水平?又或是一种励志呢?
而无论承不承认自己是“女作家”,最终都要回归文本。文本中所看出的这个时代下作家的性别捆绑,自我的说服和解释,都将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作家只是提供了一个田野生长的样态。

杨庆祥:中国需要一个女权主义宣言式的作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杨庆祥老师是本次论坛唯一一名男作家,他从男性视角对问卷提出了犀利的见解。杨庆祥开场即表明,“一个人的所言和他的所行差距是非常大的,而且作家是一个特别善于表演的人,特别知道自己的语言将指向何方,他会非常聪明把所有重要的问题、核心的问题都回避掉。”接着又从语言学角度,讨论文字本身的欺骗性。他觉得问卷可以作为研究资料,但却很难洞察人性。而问题则出在人们的思考方式上,高度去性别化的语言,很难触及到性、性别,内在化和高度紧张化的对峙。就好像作家的创作谈没有其作品本身真诚,这也是这些问卷回答里所缺少的东西。
对于“性别和性”的问题,杨庆祥表示自己首先是一个男人。他用自身的成长经历说明,两性关系呈现的是一个复杂的状貌。杨庆祥在一个男权家庭长大,父亲禁止他进入厨房,但他的姑姑们却很喜欢将他打扮成女孩,且初中前还和她们睡在一起。所以他认为自己最早的性启蒙和性别启蒙是同构的。这样的性别意识是三十多年来历史积累的结果,而人类历史更加漫长。杨庆祥承认自己渐渐有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严重倾向。他表示,男性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主导者的身份,可能是在很偶然的历史选择里胜出了的结果。
在长期的教育里,杨庆祥刻意地屏蔽掉自己的女性气质,力图营造出一个稳定的形象。即使在写作中他想要呈现放荡,妖艳,迷狂的东西,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杨庆祥认为,两性问题是政治经济和美学结构的问题。他坚信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在微观的政治实践里面是完全的权力控制问题,身体只是权力争夺的具体场域。而男性的霸权结构是以爱之名与女性合谋出来的。这个结构的稳定来源于享受不平等结构带来的优越感的男性,不可能随便放弃自己的利益。
最后杨庆祥表明,在两性问题上,不该有“好的文学”的概念。“我们需要特别激烈的,比如说我就是女权主义宣言式的作品出来。”

张莉:如果今后作家可以用尖锐代替隐忍来处理女性形象,就达到了调查目的
针对杨庆祥对问卷合理性和作家真诚度的质疑,张莉做出了回应。她承认有些作家的躲闪中包含着中庸和油腻的问题,但不能以偏概全。世界上有各类的作家,每个人的性别观都和他的为人处事相关。很多男作家曾正式地在邮件中肯定此次问卷调查的意义,通过答题,他们深刻认识到了性别意识对于写作的重要性。在作答前,受访者都知道自己的回答将会见刊发表,所以他们会负责任地回答这些问题。而作为读者,也可以判断哪些回答是真诚的,哪些回答在躲闪。比如男女作家在表态时的政治正确问题,这些说法背后的动机也是性别观调查所要呈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作家的回答本身。
问卷设计也是精心的。前四个个问题其实都是一个问题——你心目中的好作家是什么?受访的女作家即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或者是女性意识,但在“双性同体”或者是“渴望成为的女作家”问题里,很多人提到了奥斯汀。张莉表示,“她虽然不愿意直接面对,但是她有心向往之的目标。”第五个问题是Metoo问题,有三位女作家和三位男作家直接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并不畏惧。
尽管性别观和写作本身是有距离的,但一百多年前的作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示范。鲁迅,胡适很多的言论和看法,直接引领了这一百多年来的女性性别观,代表了那个时代最先锋的内容。谈到这项研究的初心,张莉表示自己只想普及一个常识——这个时代每个人的性别观都很重要。她想了解当下作家性别意识的发展,从而搞清当今中国的性别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每个人的性别观都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而性别观调查只是一个起点。张莉希望受访的作家在写作时,处理人物命运时,哪怕有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改变,也是好的。对于中国很多隐忍的女作家,有一天在处理一个女性形象时,如果她们可以用尖锐代替隐忍,就达到了调查想达到的目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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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没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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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莉颖随行  入门写手 | 2019-3-13 14:36:31
写作无关性别,只是角度和方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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