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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震云的小说并不是为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锦上添花。他的小说无一不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性。
世风的沦陷与小说的凯旋
——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孟繁华
刘震云是这个时代最具时代感和现实感的作家。自1987年他发表“新写实”系列小说以来,他目光所及,笔力所至,无不与当下生活有密切关系。这里所说的“当下生活”,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通过普通人日常生活折射出的世风世情和世道人心。一个作家反映了这一的生活,他就是这个时代生活的记录者。这是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对作家创作的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刘震云是一位最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现实主义在不断建构过程中几乎完全被意识形态化的今天,对一个作家的评价,现实主义的标签似乎已经失效,起码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但是,当我们回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和鲁迅现实主义的时候,我们对现实主义的文学脉流和作家作品,仍然情有独钟。刘震云的小说创作,接续的是欧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和中国新文学启蒙的精神传统,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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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刘震云最新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价值失范,人的欲望喷薄四溢的社会现实中的人与事。通过民间、官场等不同生活场景、不同的人群以及不同的人际关系,立体地描绘了当下的世风世情,这是一幅丰富复杂和生动的众生相和浮世绘。它超强的虚构能力和讲述能力,就当下的小说而言,几乎无出其右者。可以说,就小说的可读性和深刻程度而言,在近年来的中国文坛,《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独占鳌头。它甚至超越了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和《我不是潘金莲》。在艺术上的贡献可以和《一句顶一万句》相媲美。
按照刘震云的说法,《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越大半个中国打着了。于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可以看做是小说的基本框架结构和结局。
小说最初出现的人物是牛小丽和宋彩霞,牛小丽一个普通的乡村姑娘。她为哥哥牛小实花了十万块钱买了从西南来的女子宋彩霞当媳妇。五天后宋彩霞逃跑了。倔强要强的牛小丽决定带着介绍人老辛老婆朱菊花去找宋彩霞。于是牛小丽和朱菊花踏上了寻找的漫漫长途。其间一波三折艰辛无比。在沁汗长途汽车站朱菊花带着孩子也逃跑了。此时的牛小丽不仅举目无亲,而且唯一能够与宋彩霞有关系的线索也彻底中断。牛小丽从寻找宋彩霞转而寻找朱菊花,一切未果又遇上了皮条客苏爽。牛小丽在巨大债务压力下,不得不装作“处女”开始接客;李安邦出现时,已经是一个常务副省长。但突然有了新的升迁的机会:省委书记要调中央,省长接省委书记,省长有三个人选,李安邦在其中。中央考察组十天之后便到该省对候选人考察。考察组负责人是自己的政敌省人大副主任朱玉臣三十五年前的大学同学。如何摆平这一关系,对李安邦来说生死攸关;福不双降祸不单行,李安邦的儿子李栋梁驾车肇事出了车祸,同车赤裸下体的“小姐”死亡;然后是自己提拔的干部、也有利益交换的某市长宋耀武被双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箭齐发不期而至虽然带有戏剧性,但对李安邦来说箭箭夺命。一筹莫展的李安邦想找个人商量,但能说上心腹话的竟无一人。当电话簿上出现赵平凡的时候,李安邦“心里不由得一亮”。赵平凡是一房地产商人,两人有利益巨大的交易。赵平凡此时已退出江湖,他为李安邦介绍了易经大师一宗。一宗大师断言李安邦“犯了红色”,红顶子要出问题。破解的方法就是“破红”,要找一处女;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因县里彩虹三桥被炸塌,牵扯出豆腐渣工程腐败案被双规。在交待问题中被办案人员发现了一条信息。皮条客苏爽给杨开拓找处女,杨开拓不给钱给工程,然后苏爽再给杨开拓回扣;最后是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他莫名其妙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副局长,一家人外出旅游庆贺。值班副局长的老娘突然去世,局长要他回单位值班。在车站,他经不起诱惑去了洗脚屋,然后被联防大队捉拿,交了罚款被放出。小说至此结束。
表面看,这四个人各行其是并无关联。但是,小说在紧要处让四个人建立起了“血肉相连”的关系。李安邦找的处女是牛小丽,杨开拓的贪腐通过牛小丽的皮条客苏爽东窗事发,马忠诚在洗脚屋做龌蹉事的女主竟是落难后李安邦的妻子康淑萍。这种关系的建立,如同暗道通向的四个堡垒,表面上了无痕迹,但通过权钱、权色交易,他们的关系终于真相大白。通过这些人物关系,我们深切感受到的是世风的全面陷落。不同群体陷落的处境不同:牛小丽是为了偿还八万高利贷,还是为了生存的层面;李安邦“破处”,是有病乱投医为了升迁;杨开拓是为了金钱,马忠诚是肉体欲望。但无论为了什么,他们在道德、法律和人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颜面尽失。对世相的剖析和展示,表达和体现了作家刘震云深切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他的忧患和批判,不止是面对官场的腐败,他发现的是社会整体价值观和精神世界的全面危机。90年代至今,我们在思想和精神领域面对的问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要看看这些领域使用的关键词和讨论的问题便一目了然。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精神难题。归本到底,就是社会已经达成共识的普遍价值观遭遇了颠覆、挑战和动摇。个人利益和欲望横行的结果,就是世风的普遍沦陷。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说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存在问题;我们强调反腐倡廉,说明治理干部队伍的腐败刻不容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就是一部与时代生活密切相关、与时代同步的大作品。
在艺术方面,《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同样有创造性的贡献。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在结构上改写了文学的历史哲学的话,那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则改写了小说传统的结构方式。我们知道,凡是与时间相关的小说,作家一定要同历史建立联系。这既与史传传统有关,同时也与现代作家的史诗情结有关。抑或说,如果离开了历史叙述,小说在时间的意义上是无法展开的。但是,《一句顶一万句》从“出延津记”到“回延津记”前后七十年,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历史的风云际会,叙事只是在杨百顺到牛爱国三代人的情感关系中展开。这一经验完全是崭新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在结构上的创造,同样是开创性的。小说看似四个团块,四个人物各行其是。但内在结构严丝合缝,没有一丝破绽。表面看,这四个人的联系气若游丝,给人一种险象环生的错觉。事实上,作家通过奇崛的想象将他的人物阴差阳错地纠结到了一起并建立了不可颠覆的关系;小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掌控,使小说的节奏和讲述方式变化多样。牛小丽的时空漫长阔大,一个乡下女子在这一时空环境中,作家的想象力有足够发挥的场域和长度。因此小说对牛小丽的讲述不疾不徐;但李安邦要“破解”三只利箭却只有十天的时间,节奏必须短促,短促必然带来紧张。这就是小说的张弛有致;小说题目标识的是一个“主体”,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但又是一个缺席或不在场的“主体”。小说如同一出上演的多幕大戏,这出戏是通过主体“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看”体现出来的。这个主体一如在暗中窥视光鲜舞台上演的人间悲喜剧。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看过之后,应该是悲喜交加喜忧参半。世风如是我们很难强颜欢笑,因为世风与我们有关;但是,小说在艺术上的出奇制胜或成功凯旋,又使我们不由得拍案惊奇。我惊异刘震云的小说才能,当然更敬佩的是他对文学创作的严肃态度。多年来,他的每一部作品的发表,都会在文学界或读者那里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他的小说的确好看。他对本土文学资源的接续,对明清白话小说的熟悉,使他小说的语言和人物,都打上了鲜明的本土烙印。他讲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刘震云的小说并不是为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锦上添花。他的小说无一不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刘震云的价值和意义显然还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到。
本文原刊于《大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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