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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张悦然,14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并引起巨大反响。至今已出版小说作品有:《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红鞋》、《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昼若夜房间》、《月圆之夜及其他》,主编主题书《鲤》系列等。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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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vs刘欣玥

(节选自张悦然,刘欣玥:《徒劳美学与受困的心——张悦然访谈录》,未刊)

刘欣玥:近年来你最大的变化之一,大概是将重大历史事件和热点性的社会议题纳入视野,它们构成了你拓宽疆域,同时让“我”实现充盈的重要支点。比如《家》中的汶川地震,《茧》中的“文革”、90年代“下海热”,《大乔小乔》中的计划生育政策、上访问题,《天鹅旅馆》中的“恶保姆”、官场贪腐。但是你关心的显然又不是这些事件本身,而更接近于历史褶皱中隐藏的人心、情感还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一篇小说从酝酿到诞生,事件、故事、细节、对人心问题的思考,哪一个会更先进入你的视野,引起你构思的兴趣?

张悦然:最先进入我视野的是人心,是受困的心灵,一种崩坏、碎裂、异化前的挣扎,这是那些小说的起点。不管故事如何建立,我的目光不会离开挣扎的心。外部的事件和历史,有时候是心灵受困的成因,但绝不是唯一的。悲剧事件会导致心灵受苦,这是我们谁都知道的,没什么新鲜。然而心灵会自救,灵魂有欲望,这其中人性丰富的展示空间是留给小说的。在这里,事件、历史没有什么新旧、重要次要之分,只要作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测到一种心灵之苦,之围困,之求救。

这几年,我确实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有很高的探究热情。过去好像一直关在精致的温室里,偶然闯到外面,发现一个粗粝、生猛的世界,看着什么都感到好奇,想问个究竟。这是我的需要,但并不是文学的必须。我并不觉得作家必须处理眼前纷繁的现实问题,对诸多社会现象做出回应。作家不是现实的仆人,他可以比时代慢,可以与时代背离。这是每个作家的选择,也是写作的权利。

刘欣玥:在发现受困的人心以后,对困境进行想象性的解决,乃至对抗虚无,似乎构成你近作中的一个结构性命题。无论是《家》中裘洛、井宇出走四川,以为能够参与到重大历史事件中去;还是《茧》中李佳栖对“爸爸的故事”进行碎片考古学式的挖掘和拼贴;又或是中篇小说《天鹅旅馆》里余玲搭建起的那个暂时的庇护所。想象性的参与、追溯和重建,构成解决虚无的种种途径。在这背后,好像始终都弥漫着一种找不到坚实的主体性和意义感的焦虑。在最近的创作中,有什么始终想要解决,或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吗?

张悦然:余玲搭建起来的暂时庇护所是虚假的吗?也许下一分钟就不存在了,但是这一分钟,它的确盛放着人们真挚的情感。李佳栖拼贴起来的父亲是虚假的吗,可是李佳栖确实把一份沉实的爱给了出去。我们该怎么界定真实和虚假呢?凭靠虚幻的事物生存下去,或是为之奔波劳碌,这就是逃避现实、陷入虚无的表现吗?在更早一些的创作里,《誓鸟》里的春迟为了一份不存在的记忆颠沛流离,不惜刺瞎双眼,《竖琴,白骨精》里的小白骨精为了一架无用而美丽的竖琴,把最后一根骨头献给了丈夫,《葵花走失在1890》里,葵花爱上了想象中的梵高,不惜为之奉上生命。我的很多主人公好像都在为了虚幻之物做功,但她们信以为真,那便是真的,情感是测度真实与虚幻的唯一量尺,而她们交付了真挚的感情。那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高尚情感,也许只能在面对虚幻之物时才能展现,因为虚幻之物不随人世无常而改变,它是永恒的。我对“徒劳美学”的着迷还在于,它摆脱了社会规范的束缚,由自己去定义事物的价值和意义。

说到真实与虚假,我对二者的边界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充满兴趣。我喜欢纳博科夫的《绝望》、《塞巴斯提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喜欢希区柯克的《迷魂记》、伍迪·艾伦的《开罗紫玫瑰》。

刘欣玥:“徒劳美学”的提法和它的真实观很新鲜。“徒劳”的背后隐藏着很深的悲剧底色以及将悲剧转化为美的执着。你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直到《我循着火光而来》这本最新的小说集,让人物走向毁灭的倾向依然存在,一些生存、伦理与精神层面的灰色难题到最后依然无解。但这近年来你的笔下的确出现了更多的慈悲和暖意,即使它们往往要到小说结尾才肯释放出来,比如《茧》和《大乔小乔》结尾暗示的成长与“新生”。这让你的悲观立场变得不太纯粹了。这是年龄增长带来的变化吗,还来自于理解世界和生活的立场,乃至小说创作观念的改变?

张悦然:我对悲剧美学的信仰非常坚定,从写作之初一以贯之。悲剧美学被我发展成很多种,死亡美学、徒劳美学、梦碎美学……一方面这跟我本人悲观消极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我对小说的理解有关。小说应该结束在哪里,怎样才算完结,悲剧结尾如同镇纸,让故事得以安顿下来。但是对小说的理解是会改变的。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淡泊一些,人生起起落落,否极泰来,在那些刻意设定的终结之后,还会有新的生活,也会有随之而来的新的困境。这种绵绵不绝,既是希望也是煎熬,但无论如何,生活不是还要继续吗?所以,在一些最近的作品里,我会让故事结束在一个新的开始。倒不是觉得应该留有光明和希望,而是觉得这是更自然的人生。

刘欣玥:近年来的小说里,孩童形象时常会占据一席之地,这好像也是一个新变。《动物形状的烟火》《天鹅旅馆》《大乔小乔》里,都涉及到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孩子的孤独、脆弱、乖张甚至纯粹的恶,也折射出成人世界的种种残忍和残缺,令人印象格外深刻。为什么会忽然对写孩子产生兴趣?

张悦然:作家所塑造的孩童形象,体现出他(她)对童年的感受,当然不仅仅是作家,也包括其他领域的创作者,绘画、摄影、电影。奈良美智所画的天真又邪恶的小女孩,能让我们知道他的童年感受是怎样的。美国摄影师Sally Mann,常年以几个年幼的女儿为模特拍照,女孩裸露着身体,和一些充满性意味的物件一起出现在画面里,这也反应了Sally Mann的童年感受。再比如,麦克尤恩的《水泥花园》和是枝裕和的电影《无人知晓》其实是同样的故事,但是在《水泥花园》里,孩子像一种未完成进化的人类,他们身上本能的东西很多,本能的恶,本能的欲望。在《无人知晓》里,孩子是充满善意和温暖的,他们正朝着成人世界艰难前行。同样的故事,孩童的形象却截然不同,我想这是因为麦克尤恩和是枝裕和的童年感受完全不同。

我的小说里的孩童形象,也体现了潜意识里我对童年的感受。其实并不记得什么具体的事情了,但是可能被小孩伤害过吧。总之我觉得童年很险恶,你不知道伤害来自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如何躲避伤害。小孩的恶,是人性的天然体现,

而他们太真实,不懂得掩饰。如果我们不教孩子礼让和分享,他就只会为自己着想。礼让和分享是一种驯化,为了保持社会良好的运行,人们渐渐掌握了这种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法则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分寸,保护了那些脆弱、残缺的人。但是孩子会把他们一眼认出来,会攻击和捉弄他们。

刘欣玥:最后问两个我自己特别好奇的问题吧。我在你的作品中读到了很多失败的艺术家形象,几乎是从少年时代的写作开始,这种失败感就如同艺术的光晕本身一样,对你有一种天然的美学吸引力。有一个形象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你那个空有一身美术本领但是只能去为计划生育画宣传画的舅舅,这个形象从《水仙已乘鲤鱼去》到最新的《阿拉伯婆婆纳》,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这样的艺术观是怎么形成的?《阿拉伯婆婆纳》是又一篇致力于集中探讨纯文学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小说,除了《鲸》的倒闭,子辰的死表达了对于“纯文学必死”的哀悼,但结尾处对于海瞳的驱逐是一次精彩的翻转。似乎是要在纯文学的溃败之后,为日常生活留出独立存在的希望和意义空间?

张悦然:艺术本来就是面对失败的。失败是常态,也是终点。83岁离家出走,孤身一人死在车站的托尔斯泰,在临终前会觉得他成功了吗?陀思妥耶夫斯本来计划还要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却突然死了,他会觉得自己成功了吗?艺术家的成功,不过是一时的世俗成就,回到书房关起门照样会一筹莫展。所以艺术本来就是和失败站在一起的。当然,艺术的失败还有很多种,有人怀有艺术的梦想,却没有艺术才能,有人有艺术才能,却无法在现实中兑现,有人兑现了才华,却又把才华弄丢了——《动物形状的烟火》里的主人公就是这样。我一直有一种才华消失的恐惧。契诃夫有个小说,叫《美人》,在那篇小说里,他用一个小男孩的口吻,表达了看到美人时并没有感到愉悦,相反非常悲伤,因为他觉得美只是偶然栖落在女孩的身上,像只来去自由的蝴蝶,美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飞走,也没办法挽留它。我觉得才华和美是一样的,它只是偶然栖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过是才华暂时的主人。很多人都有过才华,才华不是稀罕的东西,但是失去才华也是轻易的事。

《阿拉伯婆婆纳》确实探讨的是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它似乎赞同我们应当去除艺术的虚妄,活在真实的当下。同时,它也在探讨,作为虚幻存在的艺术世界和作为现实存在的日常生活是否是隔绝的。一旦一方入侵另一方,如同扎破了气球,梦就醒了。三个文学青年寻找着作为理想、艺术化身的海瞳,寻找本身是他们艺术实践的方式,可是一旦找到,理想主义的旅途就终结了。这篇小说写得很愉快,我很享受整个过程,它好像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继续探索的方向。

刘欣玥:其实作为从第一本就在跟进你的创作的读者,我对你的新作阅读,仍不可避免地拖着长长的“张悦然的写作谱系”。比如在读《大乔小乔》的时,乔琳和许妍首先让我想起的是《樱桃之远》里的“两生花”段小沐和杜宛宛,两姐妹身上的生死交接、爱恨更替,对称性和对抗性,还有“独一代”身上无法驱散的孤独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大乔小乔》是对《樱桃之远》母题的重写或再激活。在某些原初母题的延长线上走向成熟和复杂多义,或许是时间和写作者给彼此的迷人奖赏。这也是我认为早期的作品作为密码和文献,依然非常珍贵的价值。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张悦然:作家的价值观、性格和境遇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会去写什么,属于一个作家的母题是有限的,所以他(她)会对有限的母题反复书写。现在已经不记得写《樱桃之远》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但是作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的主题一定对我很重要,是我在写作生涯中首先要去面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女孩,她们给了我很多爱,也教会我很多东西。她们和我的差异很大,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可是我们灵魂深处却是相连的,至少那时候我那么觉得。这种体会后来在小说里化作“双生”的母题。这个母题也许透露出我潜意识里的一种残缺感,希望另外一个我来补全。另一方面,它也反应了我渴望某种无法取消、不会改变的连接,一种由根系相连所允诺的不可分离。到了《大乔小乔》的时候,“双生”变成了一对真正的姐妹,但是在那个“独生”的时代,双生变成了一种禁忌。社会、家庭、异化的人格,这一切都会去消灭那个“多余的人”。小乔凭着自己顽强的意志,摆脱了“多余的人”的身份,却将姐姐置于了那个位置。也许我并不相信“双生”是一种恒固的关系,其中一个总会消陨,但她一部分或许会留在另一个的身上,也可以说,她们终于合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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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玥

刘欣玥,1990年生,广东广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在读。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听觉文化研究及当代小说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扬子江评论》《东岳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微信公众号“同代人”创办人之一。
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 | 张悦然 刘欣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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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没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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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阴阳五行-高斌  正式作家 | 2018-9-30 13: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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