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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金庸驾鹤西去,享年94岁。文曲星归天,精神彩虹横贯天穹。金庸是新武侠小说一代宗师,著作等身,1955年至1972年17年间写就15部、38册作品,书名化作长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作为防伪标志。1970年至1980年其花十年时间增删修订。1994年5月三联出版金庸全集,与香港明河版、台湾远流版成为经典收藏。自20世纪60年代起,金庸热席卷香港、台湾、大陆、东南亚、乃至全球华人。20世纪末《亚洲周刊》《中华读书报》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经典”,其《射雕英雄传》《鹿鼎记》《天龙八部》榜上有名,金庸成为“20世纪知名度最高的华人小说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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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研究早已蔚为大观,相关论著论文丰硕,金学网站蓬勃兴盛。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洋大学学者研究《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打出了“雕学”旗号。1980年6月,倪匡先出论著《我看金庸小说》,后有《再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直写至1984年10月,历时5年,5本书均由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出版。倪匡不仅自己写专论,而且领衔出版了18种“金学研究丛书”,由远景出版公司出版。1984年,远景出版公司还出过《诸子百家看金庸》,由舒国治等人编写。倪匡认为,金庸作品博大精深,涉及史学、军事学、伦理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应该建立一门“金学”。金庸小说不是成人童话,而是有现实意义乃至预言功效。倪匡还深研过金庸笔下的男女错综复杂的感情。古远清认为倪匡的研究理论性较差,但有开创之功,为系统研究金庸带了好头。宋淇也写过《细读金庸武侠小说书后》发表于1984年第9期《明报月刊》。1987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这是金学研究史上的盛会。其中刘绍铭的论文《平心静气读金庸》在《信报》连载6天,影响最大。除此之外,香港出版的金学论著还有杨兴安的《金庸小说十谈》,吴霭仪的《金庸小说的女子》《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的情》《金庸小说看人生》,潘国森的《总论金庸》《杂论金庸》《武论金庸》,项庄的《金庸小说评弹》,均由明窗出版社出版。

严家炎认为,鲁迅是雅文学的顶峰,金庸是俗文学的顶峰,其《金庸小说论稿》中,探讨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联系,并从文学雅俗对峙中衡定了金庸小说的地位。陈平原论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梳理千年来的游侠小说传统,199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刊以来,共出版了6个版本。在浩浩荡荡的“金学”著作中,大陆学者陈墨占据重要位置,其“金庸小说研究系列”有7册:《金庸小说论》《金庸小说情爱论》《金庸小说之武学》《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艺术论》《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 1999和2000两年,陈墨又出版了《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和《浪漫之旅——金庸小说神游》。此外还有1998年出版的温瑞安等所著《金庸茶馆》6册,2000年出版的海宁市金庸学术研究会会长王敬三任主编《名人名家谈金庸》和《阅读金庸世界》;金庸传记有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傅国涌的《金庸传》以及钟晓毅、费勇的《金庸传奇》等。

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将金庸小说列入一般武侠小说,是学术研究的失误。马国明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与香港社会》考察金庸的文本和潜文本,关注其政治意识和文化执著,认为金庸小说反映出新移民的心境,贯穿着殖民主义主题,其作品对于外族入侵或统治的态度是从适应改良到不妥协到妥协。李陀认为,把金庸的研究只放在武侠小说的文类框架内,既束缚研究者的手脚,又会不自觉地贬低金庸写作的意义,应该从更大的批评和历史视野去研究金庸小说,将汉语发展带进新境界。

刘卫国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指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鹿鼎记》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鹿鼎记》是金庸的封笔之作,同时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作品。韦小宝背离了金庸此前塑造的英雄人格,其性格矛盾复杂多面。一是贪财小人而不失义气。金庸曾说:“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违反。江湖惟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义气两字,从春秋战国以来,任何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忽视”。最后,韦小宝选择了抽身隐迹,来保全终身信奉的义气。二是不学武功却练就了上乘的“人功”:巧舌如簧,八面玲珑;深谙人性,厮混市井,将民间计谋在红白黑道中圆熟运用。韦小宝无原则的原则性,将高尚与卑微、慷慨与残酷融于一身,发挥到极致,游刃有余于“正与邪、朝与野”等领域。读者对韦小宝的接受史经历了几个阶段。《鹿鼎记》连载之初,很多人对韦小宝的形象不满,因其品性有悖于常,金庸甚至遭到了辱骂和人身攻击。从第一本开始金庸小说的主角就是不少读者能够代入的英雄侠士,读者可在幻想中虚构自己的成长,以宣泄被积压的种种欲望,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这剥夺了读者的若干乐趣。但十几年后,情况出现逆转。转变的原因在于金庸认真修改润饰,并删去了不少污言秽语;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金庸曾撰文《韦小宝这小家伙!》,谈到韦小宝是因时应势而生。首先,从时代背景来看,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随着商业社会的迅猛发展,体制的发展完善赶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各类社会问题突出,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工薪阶层为生计奔波,而韦小宝的穷人发迹史给人一夜暴富的美好幻想;韦小宝的草根幽默也是单调生活的好佐料。因此,人们开始认同韦小宝,并逐渐肯定他。其次,在国际环境方面,60年代末,世界性的青年反传统运动进入文化解构时代,武侠文化梦想失去了现实土壤,变得无以为继,金庸的武侠也随时代潮流而动,人物塑造从英雄到无赖、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

在对金庸的一片赞扬声中,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态度,有一批“新新人类”出版了共8册的《“颠覆”金庸丛书》,包括《超能量的金庸人物》《非常难缠的金庸爱情》《一级棒的金庸武林》《找碴的金庸谬误》《超规矩的金庸江湖规矩》《真混的金庸帮会》《旁门左道的金庸奇技》《最猛的金庸记录》。这些书名本身就表现了“新新人类”鲜明的语言特色。有人说,一些“金学”著作按照崇高和脱俗维度,解释金庸的小说题旨、创作态度,“赞扬多于批判,有歌德味道”(语出台湾学者林保淳);还有人认为,金学研究很容易陷入泥淖,一味复述迷人的故事,被金庸作品牵着鼻子走。龚鹏程在向2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写道:“例如《找碴的金庸谬误》,找出一大堆金庸小说中的破绽,看起来固然在从前的金庸丛书,甚或学者研究论文中也会有这种辨析,但不同之处在于:不是敬畏与商榷情节,而是瓦解神圣。”其实,早在1966年1至3月,在《海光文艺》上就有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认为金庸作品并不完美无缺,有“为情节而情节”的倾向,给人牵强附会、违背生活逻辑之感。此外,还有人认为金庸小说的不足在于情节巧合太多,有些离奇得不合情理。人物的有些性格前后不太统一;语言不够生活化,有点文言腔;对传统文化过多迷恋……

在反对声中,王朔的《我看金庸》声浪最大,最无忌。“什么速度感,就是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起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对于王朔的批评,金庸以四两拨千斤的办法轻轻驳回:“我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我的评价是正面的”。金庸的回复心平气和,赞人笔下留情,自认才力有限,以礼待人。王朔闻此坦言:“比起金庸来,的确让我惭愧。”

在雅化“金学”潮流中,不乏俗化“金学”的潜流,在赞美声中夹杂着反对的声音,这两者都能推进对金庸小说的研究,但不管如何,金庸开创了新武侠小说派别,独树一帜,这点难以否认。来源:文艺报 | 凌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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