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罕见的宋朝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写诗差点写出命案

  2018-04-20 17:05

凡真正的文人都有些一个性,其个性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冲动,二是一根筋。特别是诗人,如果他们想要说一些话,想要做一件事,别说你费九牛二虎之力相劝,即便是三百头牛去拉,也拦不住。

苏轼的一生是辉煌的,是一个影响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巨匠,即便是在如今,相信也存在一大批东坡先生的忠实粉丝。因此,关于他的一生,我不作评价,也无须我去评价,这里我只说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也差点让他断送了性命。

熟知历史的读者估计已经猜出来了,是的,我要说的这件事就是北宋神宗年间著名的乌台诗案。

所谓的乌台诗案,说白了就是文字狱。两宋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开放自由,像这样的文字狱在宋朝并不多见,属于个案,很不幸这样的个案让东坡先生给摊上了。

为什么说文字狱在宋朝是属于个案呢?给大家说一件事,在赵匡胤夺取天下之后,他曾在宗庙立了一块碑,这块碑的碑文上提到了三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二项明确规定,不能杀士大夫和文人,以及上书直谏的人。此后每一代皇帝继位的时候,就跟现在入党一样,都要到碑前宣誓就职,要是有违碑文的,必遭天谴。

有了这么一条规距,宋朝就成了文人的乐园,成了文臣的天下,出现像寇准在直谏之时,敢喷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子此等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什么独独让苏轼摊上文字狱了呢?

这事的起因是王安石变法。关于王安石变化,被史书称为是自战国商鞅变法以来,最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我还记得在我读书的那会儿,教科书上对王安石变法大加赞赏,以致于当时我心目中真将王安石与商鞅并列在了一起。

可事实如何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王安石变法是弊大于利,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坑爹的一次运动。到底有多坑,我会在后文交代,先说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后,两人真像当年秦孝公跟商鞅一样,进行了一番挖心掏肺的交谈,王安石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要变风俗、立法度,几百年前祖宗的那一套到现在行不通了,必须变一变。

宋神宗当时也是一个比较有理想的青年,就问王安石道:那要怎么变呢?

王安石就跟他阐述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通过变法最终实现富国和强兵的目的。宋神宗一听,顿时热血沸腾,说那你搞吧,我支持你。

公元1070年,王安石真正实施他的变法强国方针了。结果这事一搞出来,立时就遭到司马光、韩琦、欧阳修等一帮所谓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说陛下啊,你这搞的事哪里是什么变法啊,简直是坑爹啊!

苏轼是通过全国统一考试状元及第的,后得主考老师欧阳修赏识而名动京师,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文坛意见领袖,他每一篇新作出来,马上就会传遍京师,成为畅销文艺作品。这样的身份和地位,他的一言一行自然会牵动朝野内外。他先后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两道奏书,痛陈新法之弊,甚至把新法比喻为毒药,说皇上如果你一意孤行非要用王安石那一套,最终是要亡国的。

这话说得相当重,换在任何一个朝代出现像“亡国”这样的词语,那必须都是在屏蔽之列的敏感词汇。但是我在前面说了,宋朝的政治环境相对开放,宋神宗听了没追究,王安石被攻击了后,也没去追究。

实际上王安石虽然大力推广新法,但他的气量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像苏轼这样的文坛意见派领袖,他心里更多的是欣赏,而不是排挤。所以在变法实施一年来,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虽说一天到时跟王安石针锋相对,在朝堂之上唾沫星子横飞地进行辩论,但终根结底,这一帮人是对事不对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宗师级的大人物,不是小人。苏轼的言论再怎么激烈,再怎么不合时宜,他至少没有生命危险。

在新旧党派的争执之下,从公元1074年到1079年,王安石在相位上数起数落,最终使变法流产,而这时候朝廷的格局变了,所谓的变法开始变成新旧党派相互攻击的一件武器。御史何正臣先后四次弹劾苏轼,说这种人简直就是该死,仗着自己是意见派领袖,藐视朝廷,无视皇上,简直是无法无天,陛下你不用再容忍他了,把他杀了吧。

宋神宗虽然对苏轼也有一些意见,但也不敢开杀文臣的先例,把苏轼从京城贬到地方上去了。由此苏轼先后从杭州,相继调任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去湖州任知州的时候,正是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已经四十三岁了,按说宦海沉浮几十年,又是到了不惑之年,该是学会了世故和圆滑,可苏轼毕竟是文人,文人有文人的骨气和气节,要是憋在心里的话不说出来,那简直比便秘还难受,所以在去湖州上任之时,他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的文章,递交给朝廷。

所谓谢表,其实就是一种睁眼说瞎话的公文,不管你是被贬了还是升了,都要上书说感谢皇恩浩荡之类的假话。可苏轼说了一通瞎话之后,觉得不够过瘾,于是他没忍住又说了些真话。大意是说现在的那些新党派人士思想活跃,而我太愚昧了,且思想陈旧,不能与时俱进,搞不出事来,也活该去地方就职了。

其实这本是些牢骚且稍微带点暗讽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当时王安石已经下台了,一帮小人正在斗法,看了苏轼的话后,就抓了他字里的小辫子,说你搞不出事来,那么反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天天在搞事了?就算我们搞事那也是为了朝廷,为了国家,你这么说岂非就是对朝廷不满,对皇上不满吗?对皇上对朝廷不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是一个无政府无领导的危险份子啊!

于是在御史中丞李定的授意下,舒亶等一帮人潜心四月,研读苏轼历年来所作的文艺作品,从中找出其无视政府的反动词句,然后在宋神宗的默许下,从湖州把苏轼给抓回京城审问。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一个怎样的文人,他是豪放派的代表,而且在宋朝那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文人在文章里面夹带一些对时政的不满情绪,是非常正常的,远远不足以治罪。确切地讲,苏轼之所以陷入这样的一起文字狱,是得益于王安石变法,在王安石下台后,朝中的那些新进派,就以变法为由,纯粹地用来排除异己了。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远在湖州的苏轼躺枪了。

在入狱审问的那段时间里,苏轼对他们从文章里面摘录过来,并断章取义冠以反动名义的句子供认不讳。他很坦诚地说,我在写那些句子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带有情绪的,并且对新法是抱有不满的,你们现在把我当初散落在文章里的不满情绪收集了起来,并一字一句的加以分析解读汇总,搞得这么辛苦,我如果想不承认都不好意思。

这就是文人情操,他在作品中尽管只是掺杂了些情绪,并没有实际的反动言论,但只要有那些情绪存在,他就敢于供认不讳。比如“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一句,出自苏轼的《山村五绝》,本是描写田园风光的,这里被单独提炼出来,说是诽谤青苗法。

苏轼说是啊,这两句我的确是暗讽青苗法的。青苗法本意是促进农业改革,在每年老百姓青黄不接之时,或者在夏秋季需要播种的时候,在自愿的原则下向政府货款,以缓和地主向农民放高利贷压榨农民的现象。本意是好的,可实际操作起来后,就变成政府当了地主,向农民收取高额的利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搞政绩,分摊给各级官员,每年必须完成多少份额的放贷,如此一来,这项政策就变质了,不但变质了,还变成了敲榨农民的一种手段。因为富人不需要向政府借贷,需要借贷的都是穷苦百姓,他们越借越穷,这不是害民吗?

而且农民们为了去城里交税或借贷,三天两头往城里跑,庄稼都荒了,小孩跟着大人跑,跑得都把城里的语言学会了,这是好现象吗?

苏轼说我这些年历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地方官,发现变法的效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越来越富了,老百姓越来越穷了,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充实国库,这是真富吗?

在苏轼对自己的“罪行”一一承认之后,御史台就上奏神宗,说这种人该处极刑,不要再留了。

苏轼也预感到自己可能真要被斩了,就对来牢里送饭的儿子苏迈说,你平时只给我送些蔬菜和肉食便可,若是我被判了死刑,你就给我送鱼,好歹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有一天,苏迈的钱花光了,需要去京城外的朋友处借钱,临走时就托一位朋友说,我要出京一趟,今天就麻烦你给我爸去送饭。那位朋友估计也是出于好心,让老爷子补补身子,给他送了条鱼过去。

苏轼一看,伤心至极,于是就在牢里写了两首绝命诗留给弟弟苏辙,但狱卒怕他又写造反诗,所以在送去给苏辙之前,把诗交到了神宗手里。

神宗本来就没有打算要杀苏轼,看了这两首诗作后,对苏轼的这两首诗表示十分的欣赏,再加上王安石等人的求情,遂放了苏轼,将他贬去黄州当团练副史,相当于地方政府的武装部副部长。

经历了这一番生死后,我们这位可爱的东坡先生,依然不改本性,这也是他后来在仕途上数度起落的根本原因。但我不得不说,东坡先生不管是其诗文还是为人,实乃千古第一人也。

萧盛原创作品,版权所有,禁止转载

E N D


感谢您阅读萧盛个人博客的文章,您也可以扫一扫下面的二维码,关注萧盛的公众号。

你好,游客!(点击更改信息)

您的电子邮件不会被公布,带*为必填。


  •   正在提交中,请稍候...
      评论提交成功
    回复 的评论,点击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