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头搞游行,至情至性的文人金圣叹

  2018-05-02 14:17

学创作的繁荣,必将催动另一个行业的兴起,那就是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家相当于医院里的大夫,他们时刻监视着文学圈内的特征,并随时对文学家、文学作品进行必要的点评。所以说,文学评论是一个良心行业,如果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那么就算不上是文学评论家,是败类。

在明清时期,由于小说创作非常活跃,所以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评论家,如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等都是非常优秀的评论家,但是由于性格的不同,他们的命运也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我跟大家来说说金圣叹。

毫无疑问,金圣叹是需要我们去尊敬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可惜的是他与大多数文人一样,都有一个臭脾气,不光脾气臭,性子还比较直,心里要是有话,你想让他藏着掖着,那是不可能的事儿。

如此一个快人快语、个性鲜明的文人,别说是在封建社会,就算是放在今天,也是格格不入的。也正是由于这种性格,他受人排挤,没能当上官。然也是因为没能当上官,他就越发的玩世不恭、放荡不羁,反正就是你看不起我,得了,我也看不起你,不管你的官当得有多大,跟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不管是恃才傲物也好,放荡不羁也罢,这也是一种活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大不了像陶渊明、苏东坡那样脱下官服一身轻,隐居山泉不问世事也就是了。可金圣叹不是那样的人,前面说了,他那人性子直,有话憋不住,大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势,所以就出事了。

我们具体来说有两件事,一件是借点评为名,讽古喻今,另一件是哭庙案,这两件事组合在一起,若推波助澜一般,最终把金圣叹推上了断头台。

先说第一件事。金圣叹熟读诗书,满腹经纶,他的才学在当世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然而在朝中当官的可能有不少草包,两厢对比之下,心里自然会产生不满,草包都能当官,我为什么就不能呢?从而就产生了一种鄙世厌世的心理。

任何一种情绪都需要找到一个出口予以渲泻,金圣叹的渲泻口就在评论上面。特别是借《水浒传》而暗讽当时的朝廷,那事还闹得挺大。

古时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男不读水浒,女不读西厢。为什么呢?因为水浒和西厢都是违背道德的书,男的看了水浒后心野了容易造反,女的看了西厢后心野了则容易红杏出墙,这不就是毒书吗?所以《水浒传》在清朝的时候是不能传播的,即便是传播了,也是小范围的传播而已。

可是金圣叹却说,《水浒传》是一部好书,不但是一部好书,还是一部圣人之书,它的内涵甚至超越了《庄子》、《史记》、《离骚》等等典籍。

他还分析说,水浒开局没写一百零八人,而写了高逑,这是因为如果开局写一百零八人,那么动乱则来自民间,换句话说那些反动者就是匪人。但开局写高逑则说明,乱象先出自上层,是因为上层乱了,老百姓才会人心思乱。

用四个字总结金圣叹的这番话就是,官逼民反。再进一步讲,为什么会造成官逼民反的局面呢?说白了,就是皇帝没当好呗。

这不摆明了在骂皇帝吗?皇帝要是知道了,把你杀了,那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没想到,当时的顺治皇帝还真知道了这事,不但知道了,而且还拿到了金圣叹对水浒批注的读本。

到了这时,金圣叹的脖子已经发凉了。亏的是顺治皇帝正好在大力推广汉文化,正是要作好表面良好形象的时候,不但没有发火,还当着群臣的面表扬了金圣叹的文字,说这人的文字非常好,我们不能拿小眼看他。

此事就这样过去了,金圣叹在无形之中逃过了一命。既然是在无形之中躲过的灾劫,金圣叹当然不知道有多凶险,所以他依然我行我素,该怎么说还是怎么说,该怎么做还依然怎么做,直至哭庙案的发生,彻底终结了这位文坛泰斗的一生。

此案起源于顺治十七年的时候,在今天的江苏省苏州一带有个叫吴县的地方,县令任维初欺凌乡民,鱼肉百姓,凡是交不起赋税或地租的一律施以杖刑,甚至还打死了一人,另外还盗卖官粮,中饱私囊,闹的是天怒人怨,民怨沸腾。

到了顺治十八年,当地的一些秀才实在忍不下去了,决定集体去孔庙哭,以示对贪官任维初的抗议。

有人可能会觉得,一帮大老爷们有了委屈就去孔圣人庙哭诉,这算是什么事呢?

其实不然,哭庙在苏州是一种传统,每当官府有不法行为时,士子们就去孔庙集会哭诉,其行为相当于现在的游行抗议。在明朝的时候,这一招相当灵,官府一看老百姓在孔庙聚众抗议,不得不放下身段去解决。然而到了清朝,这一招失灵了,不但失灵了,很不巧的是,就在众士子去孔庙大哭着痛骂王维初之时,大清朝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

顺治十八年二月五日,顺治皇帝死了。

那么顺治皇帝之死跟文人哭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金圣叹会被牵连其中呢?

其实要说没关系,那肯定是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的,你死你的,我哭我的,各不相干。但当地的官府本来就痛恨那些哭庙的文人,顺治皇帝恰到好处的驾崩,正好给了当地官府镇压文人的一个由头。而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金圣叹做了一件事,这件事直接把他送入了鬼门关。

金圣叹是当地的文坛领袖,现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作协主席。他见其他文人们闹上了,就提笔写了一篇《哭庙文》,痛斥当地官府的不法行为,写完了之后,领导众文人走上街头,照文宣读,发表演讲。

说实话我很钦佩金圣叹的勇气,他拥有一个文人应有的担当和起码的良知,如果换在平时,他如此率众一闹,一定会起到很大的效果,而且法不责众,如此大规模的游行,恐怕官府也不能拿他怎么着。

悲剧的是顺治在这时候死了,顺治的死,给了当地官府一个平乱的契机。当官府接到哀诏之后,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把所有参与游行闹事的文都抓了起来。

为什么抓呢?这事不但被抓的文人不服,老百姓也不服啊。官府给出的理由是,大丧之际,聚众闹事,上惊先帝之灵,下乱民众之心,当以国法处治。

什么叫国法呢?我们要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是金圣叹的性格太犟太硬,就像钢一样,太坚硬了往往容易断,不管是他所批注的文学作品,还是哭庙案这件事,事实上在官府的心里,早已把他当成是一个危险份子了,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他的命运实际上在他做那些事的时候,已经在冥冥之中注定了;其次,从官府的角度来讲,这种潜在的危险份子不除,当官的心里不安,随时都担心他会捅出什么乱子来,那么现在既然有机会把你除了,那就除了吧。

这就是当时官府嘴里所谓的国法,是金圣叹的悲剧,也是他性格上的悲剧,如果他懂得变通,用其他方式渲泻心中的抑郁之气,说不定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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