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最须诚实,历史小说也是

  2018-05-23 21:03

到标题,相信大家都知道我要说的话题了。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字本身是没有可比性的,任何一种文体皆为文字构筑而成,本无雅俗,要分雅俗的应是执笔之人,而雅俗的分水岭便是要看执笔者是否诚实了。

写作的本质是表达,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有些人侃侃而谈,其所谈的是否出于本心,明眼人一看即知。我们也看到过不少写作者,借助文字洋洋洒洒,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观点无可厚非,正确与否,就得看切入点了。

有些人看这世间,喜欢站在一个制高点,俯瞰芸芸众生,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谈论民间是非,看似宏观,也似乎有道理,细一想,却少了应有的温度,可能也是我们常说的人文关怀吧。

写作者理应走下去,不只是细观各行各业的众生相,更应去体验。体验也不是走马观花,应想他人之所想,念他人之所苦,由此,各行各业、各色人等之酸甜苦辣,方能流入心间,而写出来的文字才会有温度。

这里单说历史题材的文章。我经常看到有些作者,写某个朝代时,发出这样的惊叹:原来千百年前,就已经有那样的思想了,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当时就有那些制度了等等。作者在为此骄傲、欢呼的同时,实则暴露了作者的一个缺陷——无知。

何以如此说呢?作者在书写时的角度本身就错了,任何一个时代,本质是不会变的,莫非现代人就天生比古代高贵些、文明些?现代有的思想、制度为何古代就不能有?

也许有人不服气,时代在发展,现代的很多事物都超前,这有错吗?事物在发展当然没有错,比如科学的发展,古代自然不能跟当下相提并论,但是思想、制度、文化就未必了,而且很多思想和制度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比如今天的高考,各地分数线不同,乃是从经济、文化等不同而做出的综合考虑,而这并非是当代的首创,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发明率先开创了南北榜。

当时分南榜、中榜、北榜,按地域、受教育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等不同,以南榜55%,北榜35%,中榜10%的比例取士,虽然与当下的高考制度未必全然相同,然我前面说了,万变不离其宗;再比如我们高度关注的房子,高房价在每个朝代都有,廉租房、以租代购,甚至还有典房制度,这些制度在当下的我们生活中,并不陌生;除去制度外,思想也是如此,释、儒、道等重要的传统思想,自春秋战国以降,虽有所改动,或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其核心思想是不会有变的。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说,无论写何种文体的作品,都应彻底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写历史小说最苦恼的是,不能穿越过去,体验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但这并不妨碍作者的写作,好在我们能体验当下的生活,因为万变不离其宗的不仅仅是制度、思想和文化,还有人心,既然刨去科学这件外衣,古今皆然,历史小说的写作,也同样能达到现实体裁的高度,关键看执笔者站在怎样的角度了。

写作者的角度决定了作品的切入点,而切入点则直接决定了作品的高下雅俗,所以我在开头就说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要比就比作者的技巧,切入点、谋篇布局、角度够不够巧妙了。

最近在读《万历十五年》,这应该算是历史作品里的名篇了,黄仁宇先生辞世已有十九年,而此书成书于1976年,我尚未出生,然至今仍是畅销书,好奇之下买了来看,让我开了眼界,原来历史小说居然可以这么写。

他写的是大历史,一般我们所说的大历史,描绘的是时代的风云,以及在风云中变革的故事,我之前写的《大秦宣太后:芈氏传奇》、《兰陵王传》就是这种路子,着重描写大时代的大历史,从一般历史书的角度来看,这么做也能过得去了,说句不自量力的话,它能出版应也不会太差。但过后几年,我自己心里也渐渐明白,差虽没太差,却少了应有的温度。

《万历十五年》整本书看下来,可概括为两个字:人心。在这本书里面,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李贽、戚继光等人,没有刻意地去赞扬或是批判,说的都是当时的环境,以及在那种环境下各种人的心思,并以此做出一个个决断,尽管那些决断能影响一个国家,但是,真正把风云变幻的时代揉碎了,再去看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因为不管时代和环境怎么变,你看到的只是人心而已。

常听一些人讲,我写东西是把这个时代的很多东西揉碎了,细化了,但是真正在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细化到柴米油盐,以细微处能窥见大格局的,少之又少,而做到这种程度的,往往都已成经典,不管写的是什么题材,何种类型形式的文本,只要作者真正做到了,都已不朽。

很多人做不到,我当然也做不到,限于思想、天赋等等拘宥,只能亦步亦趋地往那样的一个方向艰难前行。

细节是撑起一个作品的全部,也是决定一个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然而,细节也并非写细了就可以了,由于太多的写作者太急于想要表达了,便把自己禁锢在了“自我”之一隅,为了把想表达的东西传递出去,于是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集中去说,似乎要把读者当作傻子,怕他们听不明白,借用一个又一个的情节,反复去讲,不惜花费大量笔墨通过各种手段渲染,如此一来,细倒是够细了,却是读之无味。就像是一个到处拉着人说话的口沫横飞之人,令人厌恶。

科技是要把人当傻子,这也是我们现在用的东西越来越方便和智能的原因,而写作则需要作者和读者站在同等的位置上,一旦写作者将读者当成傻子去教育,恰恰就暴露了自己也并不聪明。

作者和读者不仅是同等的,也应该是相互敬重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在的图书营销,目标群体相当明确,什么样的书就该向什么样的人推荐。去年年底我写了本《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天津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是用明朝人的角度,去说明朝人的事,因此文风也是那种半文半白的明人风格,没有耐心的人或是看惯了白话文的,很难读得下去。

写这样的书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当下的市场上,大多数人读惯了浅白的文风,而且是那种戏谑、幽默的,能够一目三行畅快地让人看下去,而我的做法恰恰是反市场的,这样的书会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但是,我在写这本书之初就已认定,哪怕不赚钱,也要以这样的方式写完这本书,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尽管当下社会人心浮躁,大部分人难以真正静得下心去读一本严肃的书,但是,还是有那样一群人,用一种近乎神圣的态度在认真读书,这个群体很小,却是存在的,我就是写给那部分人看的,他们就是我的目标群体,我跟他们是站在同等位置上的,所以这本书的语言再艰涩再难懂,并不妨碍他们的阅读。

言归正归,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作者切不可站在高处,试图以宏篇大论去教育看你作品的读者,我始终认为教育不是小说的责任,不该是小说作者该去做的,那是教育家或另一帮人去做的事。小说作者该是刻画人心,以及真实的社会环境,把人物塑造完了,事件交代完整了,作者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当初看金庸,大家都抱着好看刺激去看,且看完后大呼过瘾,后来评论家看出了政治、文化等内在的东西,然那是评论家的事,无关金庸。

也许这就是角度以及作者站位的重要性,当然,这也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写作如做人,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所谓文如其人,优秀的作家定是有颗悲天悯人之心,若说让一个势利之辈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来,那是无稽之谈。写作者之高,非是站在高处,夸夸其谈,应是站在茫茫人流之中,众人皆醉我独醒。韩非子说“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乃是刻意贬低那些侠客和儒生,但在历史的洪流中,那些“以武犯禁”、“以文乱法”者,敢于人先,千百年来也不乏为人敬仰之先驱。我等幸运生于和平时代,自然无须“以武犯禁”、“以文乱法”,可是作为一个文人,至少应保有最起码的良心和道义,这也是我理解的文如其人的意思。若是该说的不敢说,该做的不敢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与他人无异,又怎能称之为文人?

近五年来,一下子写了不少历史书,有好有坏,参差不齐,却也是敢于拍着胸脯说,并无昧着良心,也无逼着自己,去写一些违背意愿的书。

独立应是一位创作者不该被忽略的话题。我在写完《大秦宣太后:芈氏传奇》及《兰陵王传》后,回忆当时的心态,老实讲有一点点膨胀,因为两本书的销量都不错,而且我还在想,一般的作者写到第三本作品时,都有一个质的提升力,如金庸的第三本书《射雕英雄传》,梁羽生的第三本书《七剑下天山》,于是我硬着性子写了《大清钱王》。

写近代史很难(指鸦片战争开始至民国),这种难度并不是来自写作上的,而是政策上的限制。如果是近代史再加上官商题材的则会更难。其后又连写了《大明手术师:袁崇焕》(吉林文史出版社,即将出版)和《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这三本书我自己称之为“任性三部曲”,是写作生涯上最任性的作品,前两本并不被人看好,甚至有些出版社拒绝出版。

然而现在回头想来,至少在自己的内心是颇为欣慰的,倒不是说不去迎合市场和读者就是高尚的,而是写了一些大多数作者可能不太愿意去碰或尝试的题材。钱王王炽鲜有人知,而我又写了百万字,想要出版风险可想而知;袁崇焕已被人定性为英雄,且其一生实无大功绩可言,不过是经历了宁远、锦州及北京等三场战争,还打得不怎么样,怎么写?最关键的是,前十万字主人公基本没有现身,这在长篇小说里是犯了大忌的,极有可能没人给你出版,拿不到稿费,这种后果对于我这种靠稿费生活之人来说,真正是要命的事。最后在顾及传统的长篇小说写作手法和我自己的意愿之间,我选择了后者,花将近十万字交代了明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情况,从万历、泰昌、天启一直写到崇祯,完成了一个明末的大历史环境的描写。

这些书能出版,我称之为幸运,遇上了能欣赏它们的对的人,最终能将它们出版,出现在读者面前。但一个人不可能总是幸运,因此近来开始反思,也开始尝试避实就虚。

记得严歌苓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说,有时候虚的东西往往最能表达现实。我的理解是,这个“虚”字不仅仅代表虚构,它也应该代表自由,是虚空的,不存在羁绊和顾虑,至少在创作上不受任何东西的约束,而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环境下,往往最能表达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东西。我觉得从创作角度来讲,这应该是合理的。

于是最近在写的这本小说里,我只借了一个历史背景,里面的故事全部是虚构的,我想表达人性,“面对的诱惑越大,人性的真实面就会暴露得越彻底”,这是我给这本书下的定义,于是一个虚构的庸俗的夺宝故事就这样展开了,而且破天荒地在这本书里写了一个自序,探讨真与假、实与虚的问题,同时也宣告我转型的开始。

以上所言,片面之辞,一孔之见,唯恐贻笑大方,便以“务实”来结束本篇的絮叨吧。

务实在历史小说写作中犹为重要,没有考证,没有相关的历史知识,慢说专业的编辑会笑你的无知,即便是出于经济利益,出版之后,也会被读者指着鼻子骂。

比如现在的一些古装剧,动不动就下跪,口呼大人、卑职等等,其实在清朝以前,这样的情况很少,有句成语叫做士可杀不可辱,这可不是喊喊口号的,官员之间一般作揖即可,除非是某官员下到地方时带了皇命,即所谓的钦差,地方官员在接皇命时需要落跪,一般情况下士大夫之间是平等的。同样的道理,电视剧里出现的皇帝动不动就穿着龙袍出现,在金銮殿接受群臣朝拜,也是无稽之谈,龙袍只有在祭天的时候才穿,那时候皇帝代表的是天子,群臣才会叩拜,平时只作为人间的皇帝时,是不需要像拜神仙一样叩拜的。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天跪地跪父母,古今通行。

还有用词。一般写现代小说,不管用什么词语都不会有错,写作者无须顾虑什么。写历史小说却非如此,年代越久,用词越需要谨慎,特别是成语,乃一代一代积累的过程,如果写战国时期的书,出现大量成语,铁定出现错误。也许有人会说,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的方式,无须如此字字纠正,束缚自己。我想说的是,养成这样一种习惯,总是不会有错的,特别是近代才形成的词语,用在古代,断不可行。

可惜的是,现在大多数人让电视剧误导了,以为所谓的封建社会就得那样卑躬屈膝,以为写历史可以百无禁忌,我想纠正那样的常识错误,理应是历史写作者的责任,严谨务实,倘若人人都以讹传讹,乱书乱写,今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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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ilia说道:

      有一言说细节决定成败,有些小说挖坑太多,到后来难以填平,便烂尾了!非是作者本意为之,而是其并没有准备好写一本书,所以打了一场无准备之仗。